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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牒制度

  2009年09月16日      字体:    

 

度牒,是一种流行于我国古代、由官方颁发给出家僧尼的身份证明文件。通常上面载有僧尼的籍贯、俗名、年龄、所属寺院、得戒师等内容。度牒制度,据说起源于南北朝时期的北魏,迄清代为止,历代沿用。至民国以后,始改由作为民间团体的中国佛教会授予。建国之后,则由各地佛教协会(或寺院)授予。然而,民国以后至今所授予的是戒牒,而非度牒,但现在戒牒所起的作用与度牒基本上是一样的,即作为僧尼的身份证明,在佛教界(或社会上)使用。不过,古代僧尼持此度牒,不仅可以表明身份,而且能得到朝廷规定的某些保障,同时,也可以免除税赋和徭役。

在唐代,度牒也被称为“祠部牒”。其材料据说是用绢制成,北宋时用纸做,南宋后又改用绢(也称为纶诰),都是比较考究的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度牒的重要性和僧尼社会地位。虽说度牒制度在北魏即已存在,但具体情形已不得而知。度牒的发放,究竟起于何时,尚无定论。宋朝的赞宁根据《唐续会要》所说,认为源于唐天宝六年(747)。后来,《大宋僧史略》又认为,赞宁说得不对。度牒的颁发应该与登记僧尼名籍有关,涉及到国家的税赋收入以及承担的徭役义务,所以,朝廷不可能马虎了事。既然南北朝时期北方已有僧籍德管理制度,发放度牒也不是没有可能德,只是确定具体年代却不是那么容易,也是在情理之中的。

自北魏太武帝、北周武帝两次大规模毁灭佛教之后,直至唐代初年,全国僧尼的人数仅维持在十万左右。显庆六年(661),唐高宗于天官寺度僧二十人。其后每年有所增加,中宗时尤甚。据当时的大臣反映,那时候建造寺院花费的资财居然达到数百亿之巨!度人出家,免租庸者数十万,并且连公主、外戚都请度人为僧尼,还有私出钱财建造寺庙者,也所在多有,社会上的富户强丁都千方百计躲避徭役,几乎到处皆是。这些说法看起来虽有些夸张,但仍可以看出实际的惊人程度。当时僧尼之伪滥,可想而知,度牒的发放明显过于宽松了。

唐玄宗即位之后,由姚崇秉政,主张加强对僧尼的管理。据《旧唐书》卷三十七载,因当时发现僧人惠范依附太平公主乱政谋反,于是,商议沙汰僧尼。尽管由于种种原因,没有能够彻底施行,但唐王朝对于度僧事宜,已开始重视,确实不容否认的事实。开元十七年(729),玄宗下诏令天下僧尼每三年造籍册,以统计僧尼的数量。天宝年间(741-755),朝廷重申由祠部给牒之令,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限制出家的人数激增,另一方面,也有利于国家遴选合格的出家人才。同时,规定僧尼接受度牒,必须纳钱,因此,度人为僧,封建统治者自身也可以从中获得经济上的好处。这样,日子一久便导致了出钱买度牒现象的发生。

本来,度牒是发给试经(得度之前,所作读、诵经文或解释经论的测试)合格者,但在实际执行中,仍不免由于皇上特恩、纳金等情况而得度者。比如,则天午后时代,华严宗的法藏就是被恩赐出家的。至于纳金,则是以缴纳香水钱来购买度牒。此事在古代社会更是屡见不鲜。早在中宗朝的景龙二年(708),就有卖度牒的弊政产生,比如,一位社会地位很低的屠户,只要出三万钱也就可以取得度为僧的资格。

后来,国家政局不稳,狼烟四起,为应付财政的窘境,这种收益更觉地有必要进行,几乎是天经地义。从唐玄宗天宝十四年(755)至代宗广德元年(763),是长达八年的“安史之乱”,直至哀帝四年(907)唐王朝的灭亡,前后共一百五十二年时间。期间,大唐帝国由强盛转为衰弱,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也已徒有表面的形式,逐渐失去对地方官吏的有效控制,藩镇割据势力从滋生繁殖,渐渐壮大,从逐步蚕食非分的权利,直到与原先不可一世的朝廷相抗衡,终于形成相互独立的二元体系,零星的战争仍时有发生。大的如黄巢暴动之战乱,造成民生凋敝、国库空虚的局面,最终酿成唐末五代之乱。这是晚唐时期整个国家的大致情形。在这种形势之下,买卖度牒成为朝廷和地方藩镇割据势力谋取经济利益的渠道之一,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
天宝十四年(755),安禄山叛乱开始,北方成为血腥厮杀的战场,军费急剧增多,政府财政吃紧,入不敷出,不得已派人到山西太原去纳钱度僧尼、道士,十天左右竟募得钱财百万缗。因此,第二年又以度僧、道收赀。肃宗至德元年(756),由于军兴用度不足,只能又权卖官爵及度僧尼来解决经费问题,当时的度牒费用居然上涨至每份百缗之多。禅宗六祖慧能的弟子神会也在北方公开度僧,为唐肃宗募集“香水钱”充任军饷,为唐王朝平定北方战乱做出了重要贡献,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。

“安史之乱”以后,国家财政收入逐渐稳定,卖牒之事才逐渐淡出朝廷的财政预算之内。大历十四年(779),唐代宗下令自今更不得奏置寺、观及度人。但效果并不明显,加上由于朝廷控制力减弱,纲纪隳弛,地方官吏也往往以度人出家以谋取财利,如据《全唐文·王智兴度僧尼状》所载,徐州节度使王智兴聚无厌,就在唐敬宗生辰的那一个月里,即在泗州置僧坛度人出家以图厚利,江淮一带的老百姓皆成群结队渡淮河而来,参加剃度。当时剃了头发的人到达之后,各纳二缗,给牒即回,根本没有举行任何法事仪式,度牒完全成了商品,可以批量地出售了。其他地方的情形不一,但也好不到哪里去,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唐末,均无多大改变。

降及宋代,朝廷加强了对寺院僧尼的有效管理,使之发挥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。宋太祖赵匡胤曾深有感慨地说:“倘若天下人皆信仰佛教,我就可以坐享太平了!”开国皇帝的一番话奠定了有宋王朝对佛教的优遇有加的基础。对于度牒制度来说,宋代既有继承唐朝以来的传统做法,同时又有自己的特色。

有宋一代,从承袭传统说,度僧更多、更滥,据当时祠部所颁发的牒本统计,仅天禧三年(1019)一年,全国度僧人数即达到二十三万之多!而买卖度牒的现象更是有增无已,不但有法定的价格,而且其价格还随使用范围的扩大而与日俱增。元丰七年(1084)著令度牒每份为百三十千钱,但在夔州路曾涨至三百千,以后又减为百九十千,元祐年间(1086-1093)定价为三百千。南宋绍熙三年(1192)价钱为八百千。通过上述对比可以看出,从元丰七年至绍熙三年,百年之间度牒的价格上涨了六倍以上,真是发展得迅猛异常。

令人奇怪的是,度牒在宋代除了证明身份之外,还广泛用于其它用途,据田光烈先生的研究,总共达七种之多,几乎充当了两宋时期某些重要的经济活动。

首先,度牒是作为资本。据《宋史·食货志》记载,北宋神宗时河北转运司干当公事王广廉,尝奏启度僧牒数千道为本钱,于陕西转运司私行青苗法,春散秋敛。这是以度牒充青苗资本,限制高利贷者的盘剥,减轻人民负担,增加朝廷的财政来源。

其次,充当贸易本钱。熙宁六年(1073),朝廷下赐夔州路转运司,度僧牒五百,置市易于黔州。这样以度牒充市易本钱,防止大商人垄断物价,稳定市场,同时,也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。

第三,作为赈灾之用。宋英宗治平四年(1067),朝廷“给陕西转运司度僧牒,令籴谷,赈霜旱州、县。又据《宋史·神宗本纪》载,熙宁三年(1070)四月,朝廷给两浙转运司度僧牒,募民入粟。熙宁七年(1074)八月复赐环庆安抚司度僧牒,以募粟,赈汉番饥民。此外,南宋孝宗乾道三年(1167)八月四川遭受大旱灾,朝廷下令,制置司度牒四百,所得款项,作为赈济灾民之用。次年(1168)五月,汉等州闹饥荒,朝廷又出度牒千道,并“续减四州科调,”以缓解当地财政紧张的局面。

《宋史·孝宗本纪》载,乾道八年(1172)十二月,福建、广东地区遭遇暴

雨冰雹天气,朝廷得知后,用发度牒募集大米以救济灾民。同样的事也发生在

淳熙十四年(1187)七月,江西、湖南一带,农业歉收,饥荒严重,灾民不绝于途,朝廷又用买卖度牒“以籴米备赈粜,到了八月份,发现灾情没有得到缓解,于是,又赐度牒一百道,米四万五千石备赈绍兴府饥。这是以度牒作赈饥之用途。

第四,用于表彰有功人士或孝节之类。如《宋会要辑稿》记载,宋徽宗大观元年(1107)十月二十六日下诏令,明州育王山寺掌管仁宗御容僧行可,赐师号,度牒各二道,作为酬奖。南宋建炎元年(1127)五月一日,朝廷发布大赦令,规定对于暴露在外的遗骸,允许所在寺院埋瘗,每达到一百人,即令所属衙门勘验,申报礼部给予度牒一道。至绍兴二年(1132),此令改为每及二百人给度牒一道。次年(1131)九月七日,陕西诸路都统制兼宣抚处置司都统制吴玠,上报朝廷,为其母刘氏坟寺乞赐名额。皇帝下诏以“报功显亲院”为额,并岁给度牒一道。乾道六年(1170),湖州马墩镇行者祝道诚收葬运河遗骸千二百六十有余,蒙上恩赐度牒,并给紫衣,剃度出家。乾道八年(1172)五月,饶州饥荒蔓延,僧人绍禧、行者智修煮粥施供,合计五万一千三百六十五人;僧人法传、行者法聚煮粥施供,合计三万八千五百六十一人。于是,皇上下诏令,赐行者智修、法聚二人各领度牒,披剃为僧。乾道九年(1173)三月,叙州男子郭惠全自少出家,母死,负土成坟,孝节感动四方。为表彰其孝行,朝廷赐度牒一道,令其披剃出家。上述是以度牒旌表有功或孝节行为的。

第五,是朝廷以度牒充军费,此与唐代的做法如出一辙。南宋时期,北方异族大举南下,军事倥偬,财政捉襟见肘,朝廷疲于应付,于是,又开始打度牒的主意。绍兴九年(1139)八月,《宋史·高宗本纪》说:给新法度牒、紫衣、师号钱二百万缗,付陕西市军储。绍兴十一年(1141),宋、金两军激战于庐州,三月庚子朔,张俊进鬻田及卖度牒钱六十三万缗,助军用。嘉定十一年(1218)正月乙未,以度僧牒千,给四川平费。淳祐七年(1247)四月庚戌,出缗钱千万,银十五万两,祠牒千绢万,并户部银五千万两,付督视行府赵葵调用。这种做法比比皆是,也是一类度牒买卖的特殊作用。

第六,是将度牒作为货币来使用。两宋王朝是比较特别的时代,对度牒的使用花样翻新,其程度可以说是空前绝后。如以度牒经营商业,充当货币的功能。《宋史·食货志》记载,北宋熙宁七年(1074),皇帝宋神宗遣三司干当公事李杞入蜀,经划买茶于秦凤熙河博马,而韶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,所嗜唯茶,乏茶与市,即诏趋杞据见茶计水陆运致。又以银十万两帛二万五千,度僧牒五百付之,假常平及坊场余钱,以著作佐郎蒲宗闵同领其事。这是度牒充当货币的典型案例。

最后,是用度牒买卖度牒来帮助朝廷改革币制,这是宋代度牒制度下的又一种使用途径。如南宋光宗绍熙三年(1192出度僧牒二百,收淮东铁钱。即是明显的例证。

综上所述,两宋时期的封建统治者迫于形势,采取种种不得已的措施,以加强其统治地位,使佛教的度牒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充当了非常活跃的特殊角色,比如,作为商品交唤的资本、贸易的本钱、用于赈灾、作为奖掖、充任军费、辅助改革币制,甚至直接作为货币来使用,等等。所有这些做法,从佛教的立场来说,是对出家制度的莫大亵渎,也充分说明封建出于维护其统治的需要,可以不择手段,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和方法,度牒制度成为他们手中随意操纵的工具。这是中国佛教历史上最大的不幸。但是,出家者领得度牒之后,可以免丁钱,避遥役,保护赀产,这又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一部分人的经济负担,使之可以安心从事佛教事业的发展需要,也为朝廷与民间的尖锐矛盾得到某些程度的缓解。故而,从这一点上说,度牒的买卖成为由唐至宋的一般现象,也就不难理解了。正因为度牒在当时有如此巨大的作用,所以,各种力量纷纷趋之若鹜,试图从中分得一杯羹,从而导致地方势力买卖度牒的现象甚嚣尘上:豪强兼并之家,公然违法,买卖度牒,从中取利,甚至也发生过伪造度牒的事件。

南宋时代,因疆域大为缩小,朝廷收入减少,为拓宽财政来源的渠道,绍兴十五年(1145)正月辛未,朝廷下令,僧、道纳免丁钱。乾道七年(1171)又诏寺、观毋免税役。淳熙五年(1178)正月,皇帝复罢特旨,免臣僚及寺、观科徭。本来,免丁、赋税和徭役,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给予佛、道两教的专利特权,南宋朝廷连这个也要废除,由此可见,统治者内部危机的可怕程度。不过,话说回来,即便如此僧尼还可以享受其他种种权利,比如说,度牒依然有一定的价值,所以,根据《宋会要辑稿》的记载,到了绍兴二十七年(1157)州、县还存在出卖亡僧度牒而不需上缴申祠部的情形。

明代,僧尼依然保留度牒制度,但度牒的用途明显减少,不复有两宋种种弊端的存在。《明史·食货志》说,明太祖洪武十四年(1381),尝诏令天下编赋役黄册,规定僧、道给度牒,有田者编册如民科,无田者亦为畸零。朝廷沿袭前朝的度牒制度,出于三个基本要求:一是限制僧尼人数,二是僧俗分离,三是考试授牒。这个制度确立之后,历经建文、永乐、洪熙、宣德四个朝代,大致奉行,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。

我们说,明朝初年实行的度牒制度,对于革除宋代的弊端有一定作用,然而,这并不足以说明明代度牒制度没有问题。正统以后,随着时间的推移,度牒发放由开始泛滥,额度失去效力。为控制出家僧尼的人数,有人提出将原先三年一次的度僧行为,改为十年一次。如《西园闻见录》所载,景泰元年(1450),李贤曾奏请“此辈有损无益,宜后十年一度。”但是,这种努力受到了朝廷内部崇佛势力的阻挠,等于虚设,次年(1451),即有人上奏:“比者奉皇后懿旨,度僧三万”。

同年七月,朝廷开纳大米授度牒之例,这是我国度牒制度史又一大变化。此口一开,以后一发不可收拾。自从刑部左侍郎罗绮奉命于四川督运粮储二十万石前往贵州饷军、途见川民劳瘁已极、请求变通运输之法、包括“僧道赴彼纳米五石者,给与度牒”以来,中经景泰四年(1453)户部奏请剿捕播州“贼人”、因粮饷不足、川民穷困、乞移文四川、令备粮米运送播州者,凡“僧、道欲给度牒者五石”等一系列此类事件。到天顺元年(1457)时,情形更为严重。据史料记载,当时在京城,“寺、观动至千百,僧、道不可数计。求财索食,沿街塞路,张挂天神、佛像,擅言祸福,以盖造寺、观为名,务图肥己,饮食酒肉,宿歇娼妓,无所不为。又有燃指焚香,刺肤割股,惊骇人目,扇惑人心,不惟饕餮于民,抑且有伤风化。” 这是买卖度牒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之一。

到了成化初年,明宪宗上台,觉得买卖度牒的问题非常严重,他听从朝臣的建议,着手解决这一问题。于是,下令诏告天下,首先将清理无度牒的僧尼:

僧人年二十以上无度牒者,诏书到日,即便俗,若有漏年,不肯俗者。事其本一体罪不

然而,由于正统以来僧尼泛滥已形成潮流,难以在短时间内逆转,恢复到明朝初年的水平是根本不可能的。其次,朝廷自身另行一套,宪宗本人对皇亲国戚、僧道、亲信等得祈请度僧行为,又一味应允,从而导致度牒大量发放,加上当时国内自然灾害严重,又大量流民出现,地方政府将度僧作为救灾的方式之一。这样,朝廷的诏令不过成为无法实行的一纸空文。

因此,成化年间(1465-1485)不但清理无度牒僧尼的措施并无多大成效,而且买卖度牒的行为有增无减,基本形成废弛局面。尤其是纳米給牒几已成为常态化,度牒开始成为明王朝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。有时额外度僧动辙万名或数万名之多。成化十三年(1477),巡抚河南右副都御史张瑄因为河南水灾,提出救荒十项建议,其中包括僧、道免除考试,以捐纳给予度牒的做法,皇帝答应了,而且这一年还不是十年一度的年份。成化二十年(1484),朝廷给空名度牒一万纸。同年十二月,又预度天下僧、道六万人;再度六万人,各输银十二两。后又值僧、道十年一度,前后所度七万人,准后二十二年该度之数。至成化二十二年(1486),据当时礼部的统计,全国僧、道人数已达到十一万,上奏停止度僧,皇帝这才同意,度牒发放略有减少。而整体僧尼的素质也早已大幅下降。

明孝宗即位之后的弘治年间(1488-1502),是明代度牒发放受到限制比较明显的时期,但如果说恢复到明初时也是不可能的。果然,到正德时期,又重新开始度僧、道,并恢复十年一次给度的制度,基本达到成化时期的局面,出卖度牒数额巨大,而且对喇嘛教僧人的度牒发放尤多。

嘉靖中叶以后,出卖度牒开始成为连续性的政策,是朝廷财政收入的常规项目,明初制度的精神完全被废止。这样,僧、道人数的增长根本失去了控制,嘉靖以前还时常争论不休的度牒发放问题,嘉靖中期以后就不再成为争论的问题,以后穆宗、神宗、光宗、熹宗等朝的实录,尽管还有呼吁限制僧、道人数的奏疏存在,但关于度牒发放,却无连续的记载了,其中情形可想而知。

清朝大抵沿袭明制所行,入关之前,即已实行度牒制度,着眼于社会治理,而非宗教规范世祖顺治八年(1651)免纳银给牒。其后又将田赋(土地税)和丁税(人头税)合并为地丁一种赋税。以地归丁,不须报牒免役。但为了限制僧尼的数量过多,依然严行发给度牒的制度。

康熙六年(1667),礼部曾对当时寺院及僧尼的数量作过统计,各省官建大寺6073座、小寺6049座;同时还有私建大寺8458座、小寺58682座,两者合计为79622处。换言之,佛教寺院不论官建或私建,也有将近八万间;而僧人数有110792人、尼众8615人,合计118907人,即将近十二万人。这是中国史书上少有的明确数字,但这样的数字使得清廷不得不注意私度僧尼的问题,即控制度牒的发放。康熙皇帝曾经法布诏令,始限制寺、观及僧尼、道士的数量,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。

雍正时期,由于放松了对僧、道的管理,度牒失去效力。乾隆初年,又恢复度牒制度。这个做法直至乾隆三十九年(1774)皇帝颁发谕令后为止:“僧道度牒,本属无关紧要,而查办适以滋扰,著永远停止。”从此,在中国佛教界流传了千年的度牒制度,终于才告终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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