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禅宗丛林制度与中国社会(1)

  2011年03月10日      字体:    

禅宗丛林制度与中国社会

作者 : 南怀瑾

  一、引言    

  一、社会学里的社会    

  社会这个名称,是指各个团体之间,具有一定的关系,共通的利益,因此合作以达一定的目的,组织成为一个整体的集团。普通便把它用来指某一种同业,某一类同身分人的名辞,例如上流社会、劳动社会等。也有用以代表某一区域性的,如上海社会、汉口社会等。当西历一八三八年间,法国学者孔德(Comte)便创了社会学这个名辞,他用以研究以社会为体的一种科学,从前我们也有称作群学的。自经英国学者斯宾塞(Spencer)沿用社会学这个名辞以后,它就成为一个专门学科的名辞,凡专门研究社会的组织的,就叫作社会静学(Social statics);专门研究它的成长和发展的,就叫作社会动学(Socialdynamics),它的研究对象,大体有三种:一、社会的本质,二、社会进化的过程,三、社会进化的原理。有的以生物学作旁证,有的以心理学来证明   

  二、东西文化不同的社会   

  推溯一百年前,我们的历史文化里,根本便没有这个名称,也毋须有这一门学科的成立,这不能说我们过去的不科学,只能说过去的历史文化,无此需要,这就是东西文化的基本不同的精神所在。基于经济学的观点来说:我国向来便以农立国,地大物博,土广人稀;有的是天然的天材地宝,可以利用厚生,并不需要向外争取利源以养活自己。加以传统的文化,素来以安居乐业,乐天知命为祖训,因此人人只要重礼守法,完了国家的粮税以外,农村的社会里,鸡犬相闻,老死不相往来,是件很平常的事。宋人范成大的诗所说:“绿遍山原白满川,子规声里雨如烟。乡村四月闲人少,才了蚕桑又插田”。这样一幅美丽的天然生活图画,谁愿意熙熙攘攘,过那忙得忘了自己,专为工商业社会的生活呢?

    除了西方和北方一带的游牧种族,还过著「穹庐夜月映悲笳”的生活,所以还需要兼带掠夺性的侵略以外,大体我们的祖先,都是安于和平康乐的人生的。在西方的欧洲则不然,他们没有像我们的历史一样,早先就经过一度像秦汉的统一局面,部落酋长式的蕞尔小地,便称为一个国家。既不能以农立国,更不能靠土地生产的经济,维持人民的生活。因此,从盗匪式的抢夺之中,一变为国家间的侵略,由经营商业的远出贸迁,变为有组织的工商业集团,所以他们的每个社会,在在处处,都需要有组织。西方人的社会,由此成长和发展就很自然的成为人群生活的中心需要了。而且社会的主要开始目的,是由于经济的需求而来,所谓社会学上的社会制度、社会分化,都是渐渐的发生更多的问题所形成;例如社会运动、社会革命政策、社会心理学等等。他们一有了问题,就拿那一个问题作中心,把它分析研究,便变为一门学科,马克斯、恩格斯们的社会主义,在西方的这种环境之下,就会很自然的发生。如果他们也生长在中国的农业社会里,很可能也会变成杜甫一样,感叹那“肠断江春欲尽头,杖藜徐步立芳洲。颠狂柳絮随风舞,轻薄桃花逐水流。”只作些“花落水流红,无语怨东风”等等悲天悯人的韵语了。西方的社会经济,进步到了现在,有欧美的科学化的工商业社会,而且已经由公司、会社、社团的组织,发展到各种各类的俱乐部,由经济剥削和侵略,发展到社会的福利经济。国家的法律,范围了组织。社会的组织,影响了国家的立法。不是从商业的市场竞争,演变成政治哲学的自由和民主第一,就是由经济政治的重心,认为社会主义的共产独裁第一。我们的历史文化,到了现阶段,也便恰当其时,卷入这个矛盾对立的世界洪流之中,亟待我们自己的努力,统一融会而坚强的站立起来。   

  三、宗法社会的辨别    

  假定从社会学的观点,来说明我们历史文化上的社会史迹,也有把我们过去的氏族宗法关系,叫它作宗法社会的。严格的说来,这还是有问题的;因为社会,是基于共同利益,或共同目的,集体合作的一种组织。我们祖先的宗法社会,只是一种民族精神所系的代表和象征。它以不忘民族的本来源流,传承继续先人的祖德,要求后世子孙的发扬光大;它既不是有一种群体法定的组织,犹如西方的社会一样;更不是为了一种共同的利益,达到一个政治或经济上的目的。宗法,只能说是传统文化中心的“礼”的表现,这个体,它具有相似于宗教性的、人情味的,是人类文化精神之升华,而且是性情和理法并重的。重性情,所以推崇天然,就轻视人为的组织。重理法,便讲礼义。裁定性情,使它合于人伦群体的活动。它与西方社会的只注重组织,是大有出入的。

    我认为人世间最高的组织,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真感情的结合,所谓至性至情的流露。其次,才是如宗教一样的信仰,所谓崇拜的服从。再其次,才是法律和规范。至于从利害相关的集合,用权位生杀来范围,那是等而下之,等于市场的交易而已。凡事之不近于天然法则,违反人之性情的,没有不失败的道理,以社会学理的历史来讲,利害相关的组织,可能在社会史上,暂时占去时代的一页,但绝不能争取千秋。利害组织的严密,无过于现在的共产党的集团,但是依历史法则来论断,可以绝对相信,很快地就见到它濒临失败的时候了。

  至于我们历史上的宗法社会,它的基本单位,就是家庭的家族。由家族和家庭之间的结合,就是宗族。由宗族和氏族之间的结合,就是国家的社稷和宗庙。社稷、宗庙和宗祠,就是介乎人和天神之间的象征代表,贵为天子,还须畏惧天命,所以便当敬重社稷宗庙和山川神祇。如是普通的平民,不敬重宗族和宗祠,从礼仪为法律的中心观点而论,已经犯了大不敬的罪行,以传统文化思想的观念而论,便是获罪于天,得罪了祖宗神祇,应该是罪无可逭,便无可祈祷之处了。可是它在礼仪传统的风俗习惯上,和国家的法律观点上,虽然有此成法,但是并不同于西方和现代社团似的社会组织。汉唐以后的祠庙,后来通称为各个宗族之间的祠堂,那也并非是一种社会的组织,只能说是民族精神的中心所系。它相近于宗教性质,平时并无社会活动的作用,每逢岁时,便由族长率同族中的人们,共同致祭于自己的祖先。族长虽由一族中辈分最高的出任,但是也不是由法规的组织产生,那只是由传统文化礼的观念,人为的自然推崇。如遇族中的子孙们犯了违反传统礼仪的行为,由族长召集全族的人们,开祠堂门,拜祖宗,禀请祖先以宗法来评理,评定一事或一人的是非罪恶,也必须合乎天理、国法、人情。这也只是秉承礼仪的安排,便不同于法规纪律的性质,或是组织的制裁。乡里之间的里正或保正,或者社董,那是清代沿用唐宋以来地方自治保甲的名称,等于现在的乡里长。社仓,是宋代以后为地方储备饥馑赈济的福利事业,后来也有叫作义仓的。社学,是明代以后实施的乡村国民教育。这些都如众所周知,不能与社会这个名辞,混为一谈。再推溯到秦汉以上,讲到社会政治的关系,更为简单,那时的文化思想、政治和教育,本来不能太过于划分。所谓作之君,作之师,作之亲;在精神上,几乎还保有上古质朴的观念,还是三位一体的。能够影响地方社会之间,也只有从礼仪的传统上,自然的敬老尊贤,秦汉时代的老和公,只是一种尊崇敬重的称呼,更不是社会领袖的职衔。例如左传所称的三老,据服虔疏引:“三老者,工老、商老、农老。”古天子有三老五更,以父兄之礼养之。据汉高祖纪所载:“举民五十以上,有修行,能帅众为善,置以三老。乡一人,择乡三老一人为长三老。”宋祁说:“乡有三老,掌教化,秦制也。”两汉都沿用这种制度,所以在我们的历史文化上,真难找出真正如西方社会组织的一种社会。初有社会的规模的,只有先秦的墨道,才略具有特殊社会的风规。其次,就是开始于唐代佛教禅宗的丛林制度,它影响元、明、清以后的历史和社会,以民族革命为宗旨的帮会组织。但是丛林制度,它既不同于西方的宗教社会,又不同于西方宗教的教育中心的神学院。至于帮会的组织呢?以传统的侠义精神,和政治活动相融会,说它是为了当时革命性的反正集团,确很正确。如果比之西方社会或流氓集团,推原它的初衷,当然也颇有出入了。    

  四、结论    

  倘若专讲社会学而研究社会史的问题,那便立场不同,观念有别,应该另作一种说法,也可以说:我们在近六十年来,受了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,才有社会等等问题的产生,所以理论的依据与文化思想的方向,截然各有不同。不过我只想从观今宜鉴古的遗训,述说唐宋以来的丛林制度,和它如何影响后世的帮会组织;以此作为今后我们吸收融化了东西文化,跨进新的时代,提供留心社会问题者的参考而已。    

  二、佛教原始制度的简介    

  禅宗,是佛教的一个宗派,它以教外别传,不立文字,直指人心,见性成佛为宗旨。因为不一定需要文字,所以传到中国以后,就成为中国文化式的佛教了。如果说它是佛教的革新派,那也并不准确,因为它既没有革个什么,也没有新兴个什么,它的宗旨和修行涂径,既没有变更本来佛法的面目,也不是中国自己所创造的,只是把印度传来原有的佛教制度,确实痛快的改变一番,既可适合中国文化的民情风俗,又从此建立一个新型的中国佛教气象,而且影响后世各阶层的社会规范。可是它正如佛陀所教的寂默一样,虽然在中国社会里,作了一番伟大的事业,却仍然默默不为人知。但就中国禅宗所创立的制度来说,它对佛法,果然作了一件不平凡的事,同时对于中国的各阶层社会,也奠定了后世组织的规模。释迦出家以前的印度,本来也有很多其他宗教信仰,和离俗出世专修的人们,这些人都叫作沙门。等于中国古代避世的高士,我们普通称他作隐士,史书上又称为隐逸的。不过我们的隐士们,不一定绝无家室之累的,至于印度的沙门,都是出家避世的人。释迦创立佛教以后,凡是正式出家,皈依佛法的弟子门都须剃除须发,身披袈裟,离情绝俗,绝无家室之累,男的,就名为比丘,女的,名为比丘尼。比丘这个名称,是包含有乞士、怖魔、杀贼等意义;所谓上乞法于佛、下乞食于人,便名乞士;同时含有能杀烦恼之贼,使魔众怖畏的威德之意。所以严格遵守佛制的比丘们,大都是修习苦行,立志精进的,其中专门注重苦修的,特别又称为头陀行者。原始佛教的比丘们遵佛的戒律和制度,同时也须修习头陀的苦行。除了应当遵守心性修养,和行为上等等的戒律外,他又定下个人生活上衣食住行的各种制度:衣:不过三衣,多的就要布施了。甚之,拣拾人们抛弃了的旧布和破布,一条一条的凑成衣服来穿,这便叫做粪扫衣。传到中国以后,便改穿中国式的大袍,也有乞化百家衣布,补破衲杂而成的,就名为破衲衣,或补衲衣。食:日中一食,至多是早上、中午两餐。过了午时,便不再吃了。因为他把饮食,只看作为维持生命,和医治饿病的药物罢了。住:随遇而安,屋檐、庙廊、树下、旷野、荒冢,铺上随身携带的坐具一领,或草织蒲团一个,两足跏趺(俗称为盘足),便心安理得的度此旦暮了。行:赤足或芒鞋、光头安详而走。昔在印度,至多上面打了一把伞,晴遮太阳雨遮水。传到中国,雨伞换了箬笠,所以文学家们,便有芒鞋斗笠一头陀的颂辞了。除此一身以外,大不了带一个净水瓶,供给饮料和盥洗之用,一个钵盂,作吃饭之用,其余可能带些经卷而已。

  他们这样的刻苦精勤,尽量放弃物欲之累,过著仅延残命的人类的原始生活,就是为了专志求道,表示尽此形命,揖谢世间了。虽然,他们还存有利世济物之心,但在行为上,却是绝对的离群出世之行,所谓头陀不三宿空桑之下,就为了避免对事物的留恋,这在佛学名辞上,也可以叫做舍,又可以叫做内布施。他形似杨朱的为己,又同时具有墨子的摩顶放踵,以利天下之心。但是,也有些比丘们,同居在一起修持道业的,那便名为僧伽,僧伽是僧众团体的意义。其中足为大众师范,统率僧伽的就称为大和尚,或简称和尚。以后传到中国,就把比丘们统名为僧,以讹传讹,又儱侗叫做和尚,其实一个僧与和尚,便概括了这些意义。当汉明帝时,最初佛法传入中国的和尚,是从印度来的两位高僧,摄摩腾与竺法兰。汉朝将他们安置在洛阳的白马寺,所以中国后来的佛庙和僧居,就叫作寺和院了。其实在汉代,寺本是朝廷(中央政府)所属政府机关的名称。汉书元帝纪注:“凡府廷所在,皆谓之寺。”例如鸿胪寺、太常寺等。汉、魏、两晋南北朝之间,西域传道的高僧,源源东来,虽然不一定都是修习头陀行的,但大都是严守戒律的比丘。严守戒律和遵守佛的制度,便得乞食于人,虽然也有靠信仰皈依徒众们的供养,但是日久月长,到底还是一个问题       一、印度文化,向来敬信沙门,而且在中部南部一带,气候温暖,野生果木很多,乞食不到,还可随地采而充饥,但在中国,便没有如此容易了。二、中国文化的民情风俗,与印度迥然有别,除了贫而无告,沦为乞丐的,即使如隐士之流,还是靠自己躬耕畋亩而得衣食的。三、中国素来以农立国,政府与社会,都很重视农耕,仅靠乞食生活,便会被视作懒汉或无用的人了。四、古代传统文化的观念,认为人们的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,不可毁伤;比丘们既已剃除须发,已经犯了大不敬和不孝,一般的人,已经存有歧视之心,何况还要乞食于人,那就更不容易了。由于上述的几种原因,隋唐以前的中国僧众,大半都靠帝王大臣们的信仰供养,才得维持其生活。同时其中有一部份,还须靠自己的募化,或其他的方式维持,所以便包含有许多事故,引起历史政治上几次的大反感。不过,那时候中国的僧众,因地制宜,已经不能完全遵照原来的佛制,有的已经建筑寺庙,集体同居。只有少数专志修持,一心求道,单独栖息山林岩阿之间,过他的阿兰若(清净道场)生活,其余就需要变更方式,才能适应环境。    

  三、禅宗丛林制度的由来    

  到梁武帝的时代,达摩大师渡海东来,传佛心印的禅宗法门,便是中国初有禅宗的开始。那时信受禅宗的僧人,并不太多,据景德传灯录所载,正式依止达摩大师得法的,也不过三、四人。其中接受大师的衣钵,传承心印,为东土第二代祖师的,只有神光一人而已。以后历世的学人,虽然渐渐增加,但接受祖位,都是一脉单传。传到六代祖师慧能,在广东曹溪大弘禅道。四方学者辐辏,禅宗一派,可谓如日之方东,光芒万丈,衣钵就止于六祖而不再传了。从六祖得法的弟子很多,能够发扬光大,有湖南南岳怀让禅师,江西青原行思禅师二支。青原一支,不数传就渐呈衰落。南岳一支,便单祧道脉,此后就有马祖道一禅师,大弘禅宗宗旨。因他俗家姓马,故称马祖。马祖门下出了七十二位大善知识,可为禅宗大匠的也不过数人,其中尤以江西洪州百丈怀海禅师,称为翘楚。改变佛教东来的制度,首先创立丛林制度的,就是马祖和百丈师徒,而且正式垂作丛林规范的,尤其得力于百丈,所以相传便称百丈创立丛林。据禅门正统载:“元和九年,百丈怀海禅师,始立天下丛林规式,谓之清规。”其实,百丈师徒,正当唐代中叶(约当西历八、九世纪之间)。佛教正式传入中国,当在汉、魏两晋时期,其中已经过四五百年蜕变,它被中国文化的融和,受到中国民情社会风俗的影响,制度的渐渐改变,也是事所必致,理有固然的。在百丈以前,梁僧法云,住光孝寺,虽已奉诏创制清规,但没有像百丈一样,敢明目张胆,大刀阔斧的毅然改制,定作规范。在百丈以后,更无完美的僧众制度,能够超过丛林制度的范围,所以说者便截定是百丈禅师,创建丛林制度了。在百丈以前,禅宗的学风,大多只在长江以南一带流传。最盛的区域,当在广东、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福建、浙江、江苏、四川等省,能够北入中原的还不太多。至于黄河南北,还是停留在初期东来佛教的方式。禅宗以外的其余宗派,以及专精佛教学理,讲习经论的法师,被称为义学沙门的,为数还是很盛。大凡笃信研究经论学理的人门,不是过于圆通,便是过于迂执,尽管他自己本身,也翻滚不出时代的潮流,如果有人要公开改变旧制,自然就会忿然动色的。所以当百丈创建丛林之初,就被人骂作“破戒比丘”,这也是事所必致的了。马祖百丈等辈,都是气度雄伟,智慧豁达之士,具有命世的才华,担当立地成佛的心印,他毅然改制,固然由于见地定力的超群,也是适应时势机运的当然趋势。

  百丈以后,晚唐五代之间,禅宗本身,又有五家宗派的门庭设立,范围僧众的制度,大体还是遵守丛林的清规。可是在教授方法,和行为仪礼之间,却因人、因地、因时的不同,就各有少许出入,这种不能算是异同,只能算是出入的仪礼和教授法,便又名为家风。所以后世各个丛林禅寺,各有家风的不同,一直流传到清末民初。严格的说:禅寺丛林所流传的规范,已经过千余年的变易,当然不完全是百丈禅师时代之旧观了。而且江南江北,长江上游和下游,各寺都有各寺不同的家风和规矩。但推溯这个演变的源流,无论它如何变更形式,穷元探本,可以得一结论:丛林禅寺的宗风,是渊源于丛林制度的演变。禅宗的丛林制度,是脱胎于佛教戒律的演变。佛教戒律,是由释迦牟尼佛所制定的,它为了范围僧众集体生活,修证身心性命所建立,具有中国文化礼记中的礼仪,以及法律与社会法规等的精神和作用。    

     

     

 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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