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禅宗丛林制度与中国社会(5)

  2011年03月10日      字体:    

 五、丛林与宗法社会   

  “法久弊深”,这是吾国传统的一句名言。尊为方外清高的丛林,历传久远,仍然跳不出这个法则。因为丛林的制度,是天下一家的制度,其中绝对不能存私。但既要作之君、作之师、作之亲的结果,往往亲亲之情,会超过君师之义,所以便生出个人自我的私见。佛戒我执,教人要切实修到无我的境地。丛林戒为私,而且认为它是十方众生所共有的,所以通称为之十方丛林,因此僧众在丛林里,就不能随便收徒弟。即使勉强收了徒弟,这种师徒的关系,只能算是个人的行为,不能算作全寺的关系。如果住持和尚收了徒弟,也不能随便承受和尚的位置,后任的和尚,仍须要在十方高僧中,遴选接位。这样一来,从道理和法理来说,一点都不错,可是人毕竟还是人,站在人的感情行为上,慢慢的就有些行不通了。于是在十方丛林制度以外,渐渐的便有子孙丛林的建立,和庵堂小庙等的兴起。所谓子孙丛林,便是师徒世代相承,等于普通人宗族的世代衔接是一样的,只是不同于普通的血统关系罢了。弟子既可继承师位,同时也接管了全寺的财产,而且这一寺的财产,只算属于这一寺的,却不是十方众生所共有共享的了。其他如礼请班首执事,容纳挂褡食住,形式上与十方丛林都是一样,只是对寺内事物,加上一些私有权利的限制,不能完全公诸天下僧众。在子孙丛林里,假定一个和尚收了几个徒弟,便以先进山门为大,排列徒弟的次序。徒弟辗转再收徒孙,便由这原始的一支分作房分,等于普通宗族的叔伯兄弟的关系。由此历久弊深,有些不肖之徒,也就是发生权位财产的争执,甚之,行为等同俗人是一样了。人类文明究竟是进步的呢?还是退化的呢?这是哲学上一个大问题,殊令人难下断语。站在社会的观点上看,任何宗教,也只能算是一个不同的社会,社会便是人为的,你能否认人不是一个普通的生物吗?与其如此,对于一个社会形态的转变,就没有什么诧异了。而且由于子孙丛林和庵堂小庙的建立,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深厚,传统的宗法观念和组织,依然深植在每一个社会之中。

  子孙丛林的最初建立,可能和百丈建立丛林制度,是先后同时的时代产品。因为禅宗是重师承门派的,所以门庭设立,也是顺理成章的当然结果。尤其到了晚唐五代之间,五家宗派分立,各家的徒孙法子观念,便已牢植人心了。所以临济、曹洞、沩仰、云门、法眼,就各有它子孙次序的派演代字,代代留传下来,直到现在,还在应用。有时,他们是把这留传的代字次序用完了,再来从头算起,如此轮转无穷,却不同宗法社会的族系,始终重于层层递下的。明清以后,国内丛林,大多是临济宗的子孙,其余各宗,已经衰落到不绝如缕了。此外,演变愈久,便有子孙小庙的兴起,这就等于一个僧众的小家族,除了没有男女夫妇的关系,绝对宗奉佛教以外,其余一切习惯,与俗人差别并不太多,也可以说,只是一个独身者的修行集团而已。等而下之,东邻日本的家庭寺庙制度的兴起,行见东方佛教,快要完全变质,对于丛林制度的向往,只有引用孔子的一句话说:“谛自既灌而往者,吾不欲观之矣!”    

  六、丛林与中国文化    

  丛林的制度,显然是中国文化的产品。如果认为佛教传来中国,便受到中国文化的融化,产生了佛教革新派的禅宗,这事已略如前论,不必重说。严格的说来,佛教经过中国文化的交流,却有两件大事,足以影响佛法后来的命运,而且增强它慧命的光辉。第一、在佛学学理方面的整理,有天台、华严两宗严整批判的佛学。天台宗以五时八教、贤首宗以五教十宗等,概括它的体系,这便是有名的分科判教。第二、在行为仪式方面,就是丛林制度的建立。它融合了传统文化的精神,包括儒家以礼乐为主的制度,适合道家乐于自然的思想。而且早在千余年前,便实行了中国化的真正民主自由的规模。它的制度,显然不相同于君主制度的宗教独裁,只是建立一个学术自由,民主生活的师道尊严的模范。除了中国以外,接受南传原始佛教文化的,如泰国、高棉、寮国、锡兰和缅甸,传续到了现在,虽然已非旧时面目,但多少总还存有一些原来方式。可是它所仅存的生命,不过是依赖政府与民间信仰的残余,与丛林制度比较起来,有识之士,便不待言而可知了。和这相反的,就如北传佛教在我国西藏,它以神秘色彩,衬托出宗教的姿态,千余年来,却赢得一个政教合一的特权区域,虽略有类同西洋教会和教皇的威权,而无西洋教会一样,具有国际和世界性的组织。讲政治,没有博大悠久思想作基础;讲宗教,仍被封固在文化落后的地区。如果深切了解释迦牟尼的全部教义,对于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的两种方式,便会知道不是他原来的初衷。只有中国的丛林制度,确能与他的本意不相违背。由此可见无论南传北传的佛教,都没有像东来中土的伟大成就,这是什么原因呢?我们可以了解,凡是自己没有悠久博大的文化之民族,纵然佛光普照,他的本身,仍然无力可以滋茂长大。所以说,当达摩大师在印度的时候,遥观东土有大乘气象,不辞艰苦,远涉重洋,便放下衣钵,把佛法心印传留在中国了。    

  一个文化悠久的国家,历史剩遗在山川名胜的背景,已经足以表示整个文化的光辉。何况它的精神,还是永远常存宇宙,正在不断的继往开来呢!仅以丛林创建的制度来说,它给全国的山光水色,已经增加了不少诗情画意,表现出中国文化的风格,唐代诗人杜牧有诗云:“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。”这还只是描写南北朝以来的江南佛教事迹,到了唐朝以后,因为丛林寺院的兴盛,可以说:率土之滨,莫不有寺。名山之顶,何处无僧。所以后人便有“天下名山僧占多”之咏了。加上以唐人气度的雄浑,宋人气度的宽廓,二者融会在寺院建筑之中,我们在全国各地,到处都可见到美仑美奂,壮丽雄伟的塔庙,只要你翻开各省的省志,各州、府、县的地方志,要查名胜古迹,僧道寺院,便已占去一半。缅怀先哲,追思两三千年的留传至今的事物,岂能不令人痛恨这些一知半解,妄自蔑视中国文化的人们!须知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,建设起来,是经过多少时间,和多少哲人的心血所完成。要想改变,以适应世界的趋势而争取生存,那也要学而有术,谋定而后动,岂是浅薄狂妄,轻举妄动所能做得到的吗?    

  七、丛林与帮会社会   

  丛林禅寺,虽然是僧众集团专修的一个佛教社会,究竟它是具有宗教组织,和戒条的管理的。否则,在佛教慈悲平等的观念下,如果发生人事情伪的纠纷,比之普通社会,恐怕还难处理。所以传说中便有“宁带一千个兵,不带一百个僧”,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是过去的住持和尚们,和其他被请任为丛林的班首执事们,他们的德行才智,姑且不论,就各人的身世经历来说,大多都还有一番涉世的经验,因此古人称此中是“龙蛇混杂,凡圣同居”,确实是最难分辨的。在中国历史上,许多失意英雄,亡国志士,或是身世有难言之痛的,很多都在心灰意懒之余,托迹禅门,参求正果,自以红鱼青磐,了此残生的,事实并不太少。当唐宋以来禅门兴盛的时候,一个丛林中所容纳的僧众,往往多以千计,所以在严格执行清规戒律以外,势必阴以兵法部勒弟子,也是极其可能的事。

  唐、宋、明开国之初,少林寺等僧人,帮助李世民、赵匡胤、朱元璋辈平定天下,功成不居,退归林下,这也是历史的事实。例如田雯游少林寺记说:唐僧昙宗,住河南少林寺,精通武艺。武德四年,太宗时为秦王,奉命讨王世充。昙宗等十三人,参加战阵。以威猛善战,克敌致胜。太宗奉昙宗为大将军,其余不愿为官者,各赐紫罗袈裟一袭。少林寺便将石刻御札嵌于壁间云云。又例如樵书二编卷九载,僧兵湖广士兵论云:“明嘉靖癸丑,倭兵入犯苏淞海滨,以兵民御之,败而走者三十七阵矣!操江蔡公克廉募僧兵歼灭之。自后我师与倭战多凯旋,凯旋自天员一阵始也。”“倭犯杭城,三司会僧兵四十人御之。其将为天真、天池二人。天池乃少林僧。于是交兵,大破倭奴。倭人走袭上海太仓。蔡公驻节于苏,走金币至杭,聘取僧兵。杭方戒严,莫肯与。鹿园(僧名)无以谢蔡公,使人请月空等十八人,原非御寇四十人之列。三司遂听之。鹿园与月空曰:尔之见都院也,宜述僧兵众寡不敌之形,徼其礼币而善辞之,脱有不允,可荐少林僧天员为将。见讲楞严经于天池山中,乃将材也。月空见蔡公,辞不获,遂荐天员。天员就聘出山,乃五月十日也。蔡公馆之于瑞光寺,与月空同处。月空领杭僧兵十八名,天员领苏僧四十八人,协力征剿。又选蛇山兵十人,与月空合为一枝。六月初十日遣哨兵六团,有贼百余人。奋力追击,贼惧而逸。复屡战辄胜,凡翁家港所逃,及老营之贼,悉剿灭无遗。计僧所伤亡者四人耳。”尤其是朱元璋微时,曾在皇觉寺为僧,当然他了解丛林的制度,所以他的初期官制,还有如丛林班首称呼的存在,例如都察院等的称谓,便是丛林的情调。因为明代的官制,是因袭元代的旧制,再参酌唐宋的制度,加以改变而来。元代的官制,受喇嘛教和刘秉忠的影响,许多地方,都带有僧团的意味,虽然有耶律楚材之才之美,仍然难以出其窠臼。

  当南宋金元之间,道士丘处机师徒等,便仿照禅宗丛林制度,创立全真道的保存民族文化。到了满清入关以后,前明的亡国大夫,与一般有智识的人士,独抱亡国之痛,凡义不降清,或者想图谋恢复的,他们有鉴于士大夫的容易变节,便暗中联络江湖豪侠等辈,渐渐就形成为民间帮会的组织,相传如顾亭林、李二曲、黄梨州、傅青主等人,就是在幕后倡导其事的中坚份子。当然此中参加的,一定有许多逃名避祸的明朝遗老,自藉和尚道士的身分活动的。所以这种帮会社会的组织,除以传统文化的忠孝仁义为骨干,志在反清复明,其他规矩仪式,都是仿照丛林制度的形式。例如清初的哥老会(洪帮),以及以后分化为青帮、红帮等等,他的外表只是一种社会活动,内在的目的,还是企图为民族国家,恢复大业。其他如在北方一带,以三教合参的理门,以后称为理教,它的组织也是参照丛林制度的。等而下之,如明清两代的各种道派,以及大刀会、红枪会以及各种似道非道的道术门派,或多或少,总是因袭丛林的规矩来组织的,由此可见丛林制度,它在中国各阶层的社会里,确是有它历史上的特殊影响。    

  八、结论    

  中国传统文化,素来是以儒家为主流。儒家高悬大同天下的目的,是以礼乐为主道政治的中心。由于礼乐的至治,就可以实现礼运大同篇的天下为公的目的。但是经过数千年的传习,一直到了唐代,才只有在佛教禅宗的丛林制度里,实现了一个天下为公的社会。它在形式上,固然是一种佛教僧众的集团,然在精神上,它是融合礼乐的真义,和佛教戒律的典型。“礼失而求诸野”,如果讲到一个真善美的社会风规,恐怕只有求之于丛林制度了。但是也还不能做为治国平天下的规模,因为国事天下事,与丛林社会相比,其艰难复杂,又何止百千万倍。人是一个有情感和理性的生物,无论性和情,只要偏重在那一方面,就不能两得其平,结果都不会安定人生的。丛林制度它能普及流传,不外四个原因:第一、因为出家了的僧众,已经发自内心的,抑弃了世事人欲的情感牵扰,虽然住在丛林里,过的是集团生活,又是绝对自由追求自我理想的境界。第二、宗教的信仰,和发自因果分明的观念,已经不需要外加的法律管制。第三、各人由内心的自净其意,发为规矩,便是最高自治的原理。第四、维持生命生活的经济制度,早已作到福利的要求,所以他们只要管自己的身心修养,其余的一切就都可以放下了。因此他们可以做到,像儒家礼乐最高目的,和墨家摩顶放踵,以利天下的要求。如果是普通人的社会呢?男女饮食和物欲的权利,只有日益向外扩充和发展。人事和世事的推排,相互间便有争执。许多在学理和教育上决定是正确的道理,一到人情和人欲的要求上,便完全不是那样一回事了。即如完美的丛林制度,他在教导以外,再没有刑责可行,假使没有最高道德作为依持,要想求其安然垂范达千余年之久,绝对是不可能的事。南宋时代,杭州径山、大慧宗杲禅师,与温州龙翔竹庵大圭禅师,恐怕后来丛林衰落,便合力记述历来丛林住持的嘉言善行,留作后世的准绳,作了一部禅林宝训的书。其中高风亮节,以及敦品励行的典型,足以与宋儒学案,比美千秋。如果去掉它僧服的外层,做为为人处世的修养范本来看,一定别有无穷受用,可以启发无限天机。

  百丈禅师创建丛林以来,他的初衷本意,只是为了便利出家僧众,不为生活所障碍,能够无牵无挂,好好的老实修行,安心求道。他并不想建立一个什么社会,而且更没有宗教组织的野心存在,所谓“君子爱人以德”则有之,如果认为他是予志自雄,绝对无此用心。尤其是他没有用世之心,所以他的一切措施,自然而然的,便合于儒佛两家慈悲仁义的宗旨了。如果他有世务上的希求,那便会如佛经所说:“因地不真,果遭纡曲”,岂能成为千古宗师。在他当时,一般人之所以责骂他是破戒比丘,只因大家抵死执著印度原始佛教的戒律,认为出家为僧,便不应该耕种谋生的。站在我们千秋后世的立场来看,如果他当时不毅然改制,还让僧众们保持印度原来的乞食制度,佛教岂能保存其规模,传流到达现在吗?禅宗最重人们确有见地,佛教称佛为大雄。时移世变,时代的潮流,由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,已经进到工商业科学化的今天,追怀先哲,真有不知我与谁归之叹了。(本文中关于现代丛林的规矩部份,曾由灵源和尚及鲁宽缘居士提供参考,并此致谢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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